那份调查问卷里,大多数毕业生都想进互联网大厂。要是技术好,能力强,年入百万也正常。2020年,大约有1071万人高考,“一本”大学录取约195万人。二本毕业,老家在三、四线城市,家境普通——“漂”在大城市里的很多是这样一群人。2017年《中国大学生就业难人群画像报告》里,找工作难的人,也有这些特点。
最新一期《十三邀》,就挑了这个“二本居多”的现象剖开看。
一向关心意义、时代、人类命运的许知远,终于把目光从宏大的概念上移开了吗?但这个题材,他所关心的,正好触及到被忽略的大多数:通过几代学生的境况对比,我们或许能窥探到一些,二本生的命运。他独特的名声,在校友中间悄悄流传,每一个即将在龙洞租房的毕业生,都会被告知应该先去看看伟福的房间。他们在龙洞城中村见面,小商铺灯火通明,路两旁全是小吃摊,熙熙攘攘。昏黄的灯光微微照亮道路,抬头一看,在握手楼之间,天空被压进一条细缝。这小屋的温馨和城中村显得格格不入,超过了他的想象。又问他最不开心的记忆是什么,伟福想了好一会儿,也说没有。他卖保险,住城中村,对爱情没奢望,对生活也不抱太大期望。尽管只是专科(后升级为二本院校),但那时大学还没扩招,含金量是有的。二十年后,她成了大学老师,发现她的学生变得很佛系。下岗后的黄灯又开始学习,看书,考研。1999年考上了武汉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,之后又去了中山大学读博。她的精神状态恰似那个时代,昂扬开放,自信张扬,对未来充满希望。教育在她的生命里显露出重要作用。
知识改变命运,真真切切地发生在她身上。
彷佛我们很早就听过的教育神话——鲤鱼跃龙门。
但想到自己的学生,她就感到无力。
她说,每次写完他们的故事,都感觉自己被深深地伤了一次。
这些鲤鱼的龙门,在哪?
看不见,都困在池中扑腾。
里面有她学生的故事,有她多年的教学感悟,有对教育的自省。从黄灯到她的80后学生,到现在的二本生,代际差别明显。毕业8年,迎欢说自己从十年前的穷光蛋,变成了一个在广州有6套房,一辆车,有存款,有股票,有理财,有房租的二胎母亲。她早早就随父母见识过深圳的活力,并不想过按部就班的生活。一毕业就去了北京,靠自己的能力站稳脚跟,并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,也意识到生活的各种可能。结婚后,她和丈夫一起努力工作,又兼职赚外快,买了第一套房。但她对这个身份充满警惕,一直留意金融市场,做理财。同一个班的胜轩境况则截然相反。
他大概是老实本分的二本生人生轨迹的样本。
他出生在广州一个普通家庭。
父母是下岗职工,家境并不富裕,但因忍受不了恶劣的房东,还是借钱买了套二手房。
上学时老老实实,是最让老师省心的孩子,但也没特长,没爱好,也没规划。之后,通过考试进了街道办,但只是合同工,没有编制。他想考进体制内,前前后考了3次,每次都是过了笔试,没过面试。还是领导见他踏实,帮他在大领导面前说了几句话,才让他过关。咨询师给出建议,他都觉得不行,一句话就让他不敢再作他想:他清楚地知道,以现在的工作不可能在广州买房定居,但创业又没资本,没人脉。1999年后,大学连年扩招,录取率一直在50%以上。无论是许知远的节目,还是黄灯的书,都无情戳穿了这个现实问题。
考公还是考研,打工还是做生意,买不买房,每一个选择都成了人生的杠杆,撬动起截然不同的命运。黄灯在《我的二本学生》里写着,80后享受了时代夹缝中的光芒。这带来一种确定的安全感,同时也少了创造新生活的可能。但,当生活没那么多新可能时,人们就更想要一种确定性。对比自己的大学时代,同样是没钱,大学里的人却显得如此张扬,自信。许知远在伟福家的天台上问他,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都回避现实。学历没法给二本生加持,而时代的风口早已吹过,他们只能通过自己改变命运。现实境况是,他们没办法承担创造新可能会付出的代价。而有的学生,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乡村,因为父母要生弟弟,把自己送走了。黄灯在《我的二本学生》里说到过三个家境各不相同的学生。条件次好的男生,在家里的打点下一毕业就考公务员,早早买房,结婚生子;而条件最差的女生,毕业后什么工作都干过,文员、销售、卖保险,辗转谋生,各地漂泊。就像校招时,一流大厂根本不会去二本学校招聘;找工作时,一些人因为学历低,根本不会出现在面试名单上。大学时,遇到一个好看的女生,他就去打听那个女生的事。发现人家那才是真优秀,高二的时候雅思就考了7.5。(满分9分)他回想自己的高二,虽然知道雅思托福,但他连考的意识都没有。截止2020年,全国有3500所高等学府,而985、211只有100多所。根据第7次人口普查,能大学毕业,就已超过全国约85%的人。
然而出了社会,发现二本文凭真的不好用,特别是在大城市。因为那里有更多机会,有更多可能,也许能弥补和别人的差距。《那些“不起眼”的二本生,后来都怎么样了?》这部微纪录片里,都是二本生努力奋斗的现实。有人在北京租了更好的房子,有人打算在天津买房,有人在上海定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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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河的卒,可以斩帅